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 香港赛马会呈献系列：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

1000. 展览简介

中华五千年文明连绵不断，兼具包容和创新的特性，以开放的胸怀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不断焕发民族和文化的新活力。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两朝继承前代的治统和道统，透过外交和贸易，与不同国家和民族建立联系，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及文明互鉴。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中国与世界对话的舞台。其建筑、文物和故事承载了历史的印记，也展示明清五百多年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包括商品、物产、科技、艺术、思想和文化的汇入与输出，激发人类文明的创新与变革。

展览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并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独家赞助。

1001.《古兰经》撇口双耳瓶

这件《古兰经》撇口双耳瓶来自马木路克苏丹国（1250–1517年），也就是现在的埃及与沙特阿拉伯一带。这件器物可能原为供清真寺或其他公共建筑所使用的油灯瓶，并采用了 “吹制” 方法制成。这种技法源于叙利亚及巴勒斯坦地区，在5世纪时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对中国本土的玻璃工艺发展影响深远。另外，这件器物纹饰繁复、色彩鲜明，而且散发浓厚的伊斯兰风情。例如瓶腹上绘有图案化的《古兰经》经文，瓶底亦分布了四枚14世纪伊斯兰文化的典型双鸟纹章。

14世纪时，国势鼎盛的马木路克苏丹国扼守欧亚海上丝绸之路交通要道，掌控了地中海和红海的港口与陆路商贸中心，成为当时欧亚地区距离最短、最安全之贸易路线，从而促进欧亚的商业往来及文化交流。

1002. 瑞果纹带盖执壶

这件来自明代的青花执壶，不但能从器型上追溯到唐代中国与中、西亚的往来，更是明代中国与伊斯兰文化交流的珍贵产物。这件执壶的纹饰之所以能呈现出如蓝宝石般鲜艳夺目的色泽，关键在于一种名为 “苏麻离青” 的进口钴料，其早于元代便已传入中国。明代时期，随着 “苏麻离青” 的大量输入，其运用技法在宣德年间（1426–1435年）已臻炉火纯青之境。那种深邃的蓝色，是后代极难模仿的艺术高峰。

至15世纪，郑和下西洋时亦携带了中国瓷器作为外交礼物。其中，郑和到访的伊斯兰国家尤其喜爱青花瓷蓝白组合的装饰效果，并认为其象征纯洁与高尚。当时以伊斯兰世界为首的海外市场对青花瓷的需求殷切，带动主要产地景德镇的青花瓷产量大幅增加。

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也影响了中国青花瓷的造型。例如旁边展出的花浇，其实也仿照了中亚及西亚地区的金属器物造型。有趣的是，在不少伊斯兰文化艺术作品中亦可见到中国青花瓷的身影，如研究波斯上层社会的重要史料──《列王纪》细密画。《列王纪》不仅被称为伊朗古代社会的 “生活百科全书”，更展现了伊斯兰世界宫廷对明代青花瓷的应用，甚至反映当时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频繁交往。

1003. 鹤鹿同春柿蒂纹裱片

自汉代以来，丝绸作为中国的重要出口商品，经由丝绸之路输出至中亚、西亚以至欧洲，深受世界各地喜爱，成为代表性货物和货币。

郑和下西洋时亦将中国丝绸带往了东南亚、南亚及非洲。随着陆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中国与欧亚大陆及东南亚地区的来往愈加频繁，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在贸易往来中交汇融合，开启了中外交流的盛世华章。

1004. 景泰款狮戏球纹象耳象足盖炉

掐丝珐琅工艺自元代起，由西亚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是一项以金属丝掐出图案并焊在胎体上，再填珐琅料烧制的工艺。由于明代景泰年间的掐丝珐琅制品品质优良，逐渐以 “景泰蓝” 之称被人们所认识。

这件掐丝珐琅盖炉以狮纹为饰。这类猛兽虽然并非产自中国，却自汉代起便作为外交礼品，由西域各国经由丝绸之路输入中国。明初国力强盛，海上与陆路交通频繁，来自哈烈、撒马儿罕等地的使者不远千里进献狮子等珍禽异兽，被宫廷视为祥瑞。

1005. 山水挂屏

这件挂屏以紫檀木为底座，屏心饰以色泽亮丽、永不褪色的翠鸟羽毛。

“点翠”，此工艺的名称虽然最早出现于明代，但以翠羽为饰的传统由来已久。明清是点翠工艺发展的高峰。清宫点翠工艺所用的羽毛，部分来自柬埔寨和暹罗（今泰国）等东南亚地区。选择翠羽为饰，在于其特殊的羽毛构造可决定反射光波长，使羽毛呈现随视角与光照而变幻的蓝绿色彩，鲜亮灵动，且不会随时间而褪淡，一般颜料难以媲美。

1006. 船载人物盖瓶

这件青玉盖瓶生动刻画了外国人或地方臣民，乘船经由水路进献祥瑞动物和珍宝的场景：有的拿着象牙、如意和珍珠，并伴有鹿、鹤与象。在各种祥瑞动物中，来自中国云南或东南亚及南亚地区的大象，不仅是外交礼物，更深植于中国的吉祥文化，如馱瓶的大象代表 “太平有象”。

清代宫廷豢养的大象用于典礼仪仗。 值得一提的是，清廷的驯象不仅用于皇家仪典，亦会在特定日期公开表演，供京城百姓观赏。

1007. 棂格架格

这件架格三面镶栾格，样式结构繁复却通透空灵，巧妙呈现木材的色泽和纹理之美，且不作过多雕饰，属明式家具风格。

明代初中期以前的宫廷家具普遍以本土出产的软木制作，并在其上逐层髹漆为饰。 隆庆年间（1567–1572年）开放海禁后，南洋硬木经由海上贸易大量输入中国。 自此，民间开始崇尚硬木家具，风气其后亦传入宫廷。 紫檀木主要产于印度热带地区，虽在广东、云南等地有少量出产，但传统原产地仅限于印度最南端的迈索尔。紫檀木是其中一种珍贵硬木，生长缓慢，往往需时数百年方可成材。 据史料记载，明崇祯帝（1628–1644年在位）的贵妃曾花费七百两白银制作一件紫檀木纱橱，相等于当时五百位平民一年的生活费。至清代，紫檀木大量进入宫廷，成为内务府造办处用于制作清宫家具及文玩器物的必备材料；同时一些富商大贾之家亦多使用名贵的紫檀木制作家具及生活用品。

1008. 灵芝形如意

翡翠不仅是宫廷珍玩的重要原料之一，更是清代宫廷与缅甸物质交流的见证。乾隆时期（1736–1795年），缅甸产的翡翠虽然已由云南督抚进贡到宫廷，但并未纳入中国传统玉文化的体系。因此在选择翡翠时，仍参照和田玉的审美标准：追求微透明、色泽白润和具温润感。

直到清代晚期，翡翠的玻璃质感及绿色色调大受慈禧太后喜爱，清宫常谕令各大海关和织造衙门为其搜罗翡翠贡品，翡翠的价值亦随之提升。同治三年（1864年），慈禧太后更动用内府库存的翡翠，制作镯子、带头及扳指等御用饰品。

1009. 兽谱图

对于现代人来说，了解动物相关知识只需利用互联网或人工智能，便能获得图文并茂的详细信息。但试想在数百多年前没有网络科技的年代，清代宫廷是如何认识世界各地的动物呢？这套合共180幅的《兽谱图》，可谓当时清代宫廷汇集世界多种动物的形态、名称、生理特征与栖息环境等知识的 “百科全书”，是中外交流的重要见证。

《兽谱图》是由热衷收藏、致力于艺术文化发展的乾隆帝（1736–1795年在位），于1750年谕令如意馆宫廷画家余省和张为邦共同绘制，耗时11年方告完成。这组册页采用图文并列的编排方式，并参考了旁边展出的《仿蒋廷锡鸟谱图》：右页以工笔重彩描绘动物于传统山水背景中，并融入欧洲光影技法呈现立体感; 左页则由朝廷重臣以满、汉两种文字选写注释，详实记录动物的形貌、声音、习惯和产地等。动物图像与文字描述皆取材自康熙时期（1662–1722年）编成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部分更融合清宫对现实动物的观察。 而其更早的素材来源，可追溯至16世纪欧洲的《动物志》，以及清初耶稣会士南怀仁所绘的《坤舆全图》等欧洲博物学与地理著作。

这部图册中的各项动物大致可分为 “普通兽”、“异国兽”和“神兽”三类。“普通兽” 主要包括常见家禽与猛兽，如牛、羊、虎、熊等; “异国兽” 则是产自外国的奇珍异兽; 而神兽是源自传说而非现实存在的动物，包括《山海经》等古籍所记载的怪物神兽。因此，这套《兽谱图》是一部集生物与地理知识于一体，并蕴含深厚文化寓意的动物图志。

1010. 掣电腰刀

这是一把来自清宫造办处的腰刀，其造型深受琉球进贡的刀剑影响，反映了东亚地区在刀具制作上的频繁交流。

刀剑是向清廷进贡的代表性品类之一。清代宫廷收藏的日本腰刀，大多是琉球国王从日本采购后，作为礼物进献清廷。雍正帝（1723–1735年在位）曾下谕清宫造办处参考琉球所贡的日本刀样，打造御前侍卫的佩刀。

除琉球刀剑外，清宫更收藏了来自不同地域的刀剑，包括朝鲜和廓尔喀等，展现了清廷与周边地区之间的频繁交流。

1011. 西洋人物图插屏

这件西洋人物图插屏由珍贵的紫檀木打造底座，屏心以铜为胎体，绘上色彩绚丽的珐琅。画中女性身穿欧洲服饰，左方饰以一座巨大的欧式落地钟，与中式宝塔、如意和折扇同框，这种奇妙的组合反映了当时清代匠人对欧洲风情的丰富想像。画面上的建筑采用了由欧洲传入的焦点透视画法，营造了鲜明的空间感和层次感。

这类作品的兴盛，源于清代康熙（1662–1722年在位）、雍正（1723–1735年在位）、乾隆（1736–1795年在位）三朝皇帝对画珐琅工艺的青睐。据史料记载，康熙帝对起源于欧洲的画珐琅工艺十分着迷，他曾多次派遣欧洲传教士到法国，招募熟悉珐琅技术的工匠，并引进欧洲彩料，亲自主导研发清宫画珐琅技艺。其后的雍正帝更积极参与画珐琅器物的纹样设计；至乾隆时期，画珐琅的制作大量融入欧洲元素。除了以铜为胎体，画珐琅的技术也被应用在瓷胎与玻璃胎上。

这件巨幅珐琅屏制作难度极高，推测是广州特别烧制，再作为地方贡品送入清宫。广州作为当时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世界各地的人员及舶来品在此集散，画珐琅的制作水准也不容小觑，曾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向宫廷输送画珐琅原料、工匠，其画珐琅制品也长期进贡宫廷。

1012. 花鸟图

清宫曾有多位欧洲画家供职，其中以耶稣会士郎世宁最具影响力。他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来华后，将欧洲的透视与光影等技法传授给宫廷画家，为清代宫廷绘画带来了革新，深受康熙（1662–1722年在位）、雍正（1723–1735年在位）、乾隆（1736–1795年在位）三朝皇帝器重。

这件图册虽然以传统花鸟画为题，但在细节上融入了细腻的光影变化，如以白色颜料提点高光，并以明暗对比手法增强物象的立体感。

在清代宫廷中，郎世宁常与中国画家合作共同完成绘画作品，如蒋廷锡、陈枚；亦有中国画家为郎世宁弟子，如张为邦。郎世宁在清代宫廷不仅担任绘画的重任，其部分画作也被作为画样施画在玻璃及珐琅器上。

1013. 浮雕灵芝花卉盖瓶

此花卉盖瓶的材质为金星玻璃，内含点点金光，犹如繁星。制造金星玻璃的技术源自威尼斯。

康熙年间（1662–1722年），欧洲传教士将包含金星玻璃在内的西方玻璃器物带入清宫，令皇帝对其产生兴趣。随后造办处在紫禁城外设立玻璃厂，并延请欧洲传教士担任技术专家，大力推动玻璃技术的发展。康熙时期清宫已能制造各式玻璃，但无法烧制工艺难度极高的金星玻璃。

在丰厚的人力与物力支持下，这项复杂的工艺经历了数十年的摸索，直至乾隆六年（1741年）才正式烧制成功。此后，这类金光闪耀的材质被运用于宫廷的赏玩与实用器物之中。

1014. 几何多面体模型

这套清代的模型是否很像我们童年时学习立体几何的工具？其实，这些看似平平无奇的几何多面体模型，是清宫造办处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系统研习数学的天子──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学习几何学而制作的教学工具。

明清之际，欧洲传教士来华不仅促进西方艺术的传播，亦令欧洲的科学在清宫得以应用。其中，勤政好学的康熙帝对西方科学深感兴趣。这是因为其幼年时，看见负责观测天象、推算历法等的钦天监官员与传教士就欧洲天文学与中国传统历法展开了争论，使他意识到亲自了解天文知识的重要性，并由此对研习西方数理充满热忱。

为此，他先后命多位欧洲传教士为其讲解相关知识，如法兰德斯耶稣会士南怀仁、法国的张诚和白晋等。他们讲学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更涉猎数学及医学等广泛主题。康熙帝后来更于畅春园设立算学馆，旨在专门培训高级数理人才。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康熙帝曾利用几何多面体模型进行精准计算，更利用其他各式欧洲仪器将其所学付诸实践。他还亲自发表《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等数学论文，对三角形的计算方法提出创新的见解，例如以直角三角形已知的面积推求其对边、邻边和斜边边长的计算定理 “积求勾股法”。后来，康熙帝更命人编撰一部 “数学百科全书” 《御制数理精蕴》以惠天下，当中的内容还包含欧洲数学知识。

因此，这套模型不仅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证据之一，更反映出康熙帝海纳百川、锐意求知的襟怀与求学精神，推动了当时中国宫廷与世界文化间的紧密交流与互鉴。

1015. 壁镜表

在玻璃镜进入大众视野之前，古人以铜为镜，发展出独有的铜镜工艺及审美。随着中西文化和贸易交流，欧洲的玻璃镜于明末清初传入中国，为宫中照容带来全新体验。玻璃镜后于清代中晚期渐渐普及，铜镜的主流地位逐渐被取代。

玻璃镜起源于意大利威尼斯，虽然清代康熙（1662–1722年在位）、雍正（1723–1735年在位）、乾隆（1736–1795年在位）三朝时清宫已设有玻璃厂，但大型的玻璃镜仍仰赖粤海关进口，极为珍贵。此类玻璃镜主要供皇帝上朝前更衣，或宫中后妃梳妆打扮使用，被视为权力与财富的象征，也体现了广州口岸作为皇帝搜罗奇珍洋货、进贡宫廷的重要枢纽。

1016. 鸟音笼

这个精巧的鸟音笼是欧洲钟表商因应清代提笼架鸟之风气而制的机械玩具。旋紧发条后，内部的齿轮组便会带动小鸟，使其在笼子里一边舞动，一边鸣叫。粤海关便曾进献鸟音笼，作为乾隆帝的贺寿礼物。

清代时，这类以发条为动力驱动齿轮的机械玩具不只有鸟音笼，还有模拟走兽动作，甚至是人物写字、变魔术和跳舞等设计，十分精妙。各种栩栩如生的机械玩具为宫廷生活增添不少乐趣，既引起乾隆帝的兴趣，其后更深受光绪帝（1875–1908年在位）及宣统帝（1909–1911年在位）的喜爱。

1017. 水法问乐钟

时钟与手表是现代生活的必需品；然而在古代，这些报时工具则是彰显权力、身份和财力的西洋至宝。欧洲钟表凭借实用而准确的测时功能、精巧构造和绚丽的外观，深受明代万历帝（1573–1620年在位）和清代康熙（1662–1722年在位）、雍正（1723–1735年在位）、乾隆（1736–1795年在位）三朝帝王的青睐，使他们对其爱不释手。康熙帝和乾隆帝更曾在南巡时携带自鸣钟，足见他们对钟表的喜爱。

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后，广州成为清廷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不仅是中外贸易的枢纽，同时也是欧洲钟表及造钟技艺进入宫廷的必经之地。大部分欧洲制作的钟表、机械技术皆需经由广州进入中国甚至宫廷。广州工匠得以直接向欧洲工匠学习欧式钟表的造型、风格和技术。至乾隆时期（1736–1795年），清廷更要求广州官员每年定期进贡欧洲钟表等奇珍洋货。随着造钟技艺日益精进，当地工匠揉合中西工艺特色制作而成的 “广钟” 便成为贡品之一，经粤海关进献宫廷。可见广州不仅是洋货的转运站，更是当时中西文化与技术交流中的重要枢纽。

1018. 鼻烟

鼻烟早于康熙时期（1662–1722年）已从西方传入中国，以烟叶磨成细末发酵，再加入香调料调制而成。服用时只需将粉末直接吸入鼻中，便能有通嚏轻扬之效。西方使用盒子盛装鼻烟，而这些轻细的粉末传入中国后，发展出使用不同材质和款式的鼻烟壶去承载，例如广腹、小口及附匙盖的鼻烟壶。随着鼻烟成为社会风尚，鼻烟壶除了日常使用外，更用作收藏或赏赐。其工艺和设计亦愈趋讲究和精巧，凝聚了中西文化交流和宫廷工艺的精粹，成为清代工艺美术中极具代表性的微型艺术珍品。

1019. 鸢尾花纹提梁壶

自18世纪起，茶叶便成为清代出口外国的主要商品，贸易总额为外销商品之首。广州粤海关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后，安徽、福建省等大量全国各地的茶叶也通过粤海关走向世界。每年约有四、五万担茶叶出口到英国、法国、荷兰和瑞典等国家。在鼎盛时期，茶叶贸易更占据了粤海关税收的绝大部分，支撑起清廷的 “天子南库”。

茶叶的出口不但为清廷增加财政收入，还促使欧洲兴起了饮茶之风。茶叶传入欧洲后，先在贵族菁英间流行。随着进口茶叶数量增加，茶也作为药用和日常饮用的健康饮品被推广至更多阶级，使饮茶在欧洲日渐普及。在中国茶叶大量进入英国后，英国人更将饮茶文化本土化，把茶、糖和牛奶结合，发展出具英国特色的下午茶。饮茶风气兴起后，欧洲贵族阶级除了使用中国外销的陶瓷器外，也开始生产适合本地饮茶习惯的各式器具。日本明治维新后，当地盛行西式生活方式，日本银匠模仿欧洲造型制作茶具，并透过外交渠道进入清代宫廷。这足见茶文化随贸易走向世界，在世界各地交流演变，亦为中国茶文化带来新意，成就了茶文化的多元与交融。